【磊哥說書】

作為經濟研究者，我們不得不承認，對于未知世界的經濟行為，我們并不知曉，更無從想象和預測。

鄭磊

對經濟學感興趣的人很多，這是一個門檻很低的學科，但也存在“鄙視鏈”，比如研究新古典經濟學的主流學者看不起其他經濟學派，喜歡用計量和數學方法的看不起用輕松易懂語言和定性分析寫文章的經濟學家。而經濟學者又分為理論派和實踐派，有學院經濟學者和市場經濟學者之分，更不用提待在象牙塔里研究經濟學的人，和云山霧罩侃經濟的草根派了。

但是，所有以經濟學研究為生的人都會有共同的困惑：經濟學是不是科學？該怎樣研究經濟學才有價值？這個問題屬于經濟學方法論范疇，幾乎每個學有所成的經濟學家都有自己信奉的研究方法論。筆者從事經濟研究20多年，逐漸對這兩個問題有了一些模糊認識，最近讀了迪爾德麗·麥克洛斯基的《經濟學的修辭》和《經濟學的敘事》之后，覺得答案更清晰了。

現代經濟學因追隨量化、實證的研究方式而自視為一門科學，這是近百年經濟學給人們留下的印象。有些高校早已把經濟學專業當作“理科”招生了，學術論文里如果不使用數學模型或計量方法就“不入流”。麥克洛斯基卻敢于一針見血地指出：經濟學是文學性的；經濟學家并非專家，而是使用修辭技藝的說服者。這個觀點并非稀少，諾獎得主希勒近年出版了《敘事經濟學》，為凱恩斯寫傳記的斯基德爾斯基在《經濟學怎么了》里指出“數學語言必須被視為說服藝術的一部分，而不是論證藝術”。

如果經濟學里的數學模型和計量方法不屬于論證，這和作者的觀點不謀而合。《經濟學的修辭》剖析了保羅·薩繆爾森、加里·貝克爾、羅伯特·索洛、羅納德·科斯、威廉·福格爾等經濟學家的文章，指出他們在論證時大量使用“隱喻”“類比”“訴諸權威”等修辭的事實。麥克洛斯基希望經濟學者能夠反思其對科學研究的定義。她擔憂經濟科學的主流已變成統計檢驗的沙盒游戲。

作者沒有全盤否定經濟學具有一定的科學性，而是認為好的科學也需要好的語言。她呼吁經濟學家對修辭予以重視，從而將經濟學重新帶回到以人類為主體的對話中。提供基于對經濟學語言理解的最基本的語言修辭構架,使人們可以更快、更容易、更好地理解經濟語言。這就是基于隱喻和敘事的經濟學，也是希勒教授那本書嘗試的方法。

麥克洛斯基指出，經濟學會用到四種修辭技術，分別是事實（fact）、邏輯（logic）、隱喻（metaphor）、故事（story）。前兩種與后兩種修辭，在可靠性上具有極大的差別。在自然科學研究中，數學模型是一種論證方法，而在經濟學里就是一種隱喻。盡管很多經濟學家一直自以為在使用科學，實際上一直在使用修辭。比如“經濟起飛”，經濟怎么可能起飛？這個隱喻的最初發明者，無非是想表達衡量經濟的GDP數據有向上趨勢。而面對新經濟現象時，很多學者用的是類比方法，比如將傳統金融市場和產品形態映射到數字經濟，提出“數據要素市場”、“數據信托”等。今天的經濟學研究，無論是數學模型還是隱喻方法，都是不假思索地直接引用，最終得到的必定是一個并不真實存在的東西。幾乎沒有人會仔細考慮這樣的隱喻是否恰當，使用這些隱喻的理由是否充分。

如果經濟學家的自信都建立在隱喻和修辭基礎之上，那么自己的判斷就會出現重大偏誤。

作者坦承有頭腦的讀者會感到疑惑，既然問題如此“明顯”，這么“簡單”，以致“無須討論”，那學者為何還要喋喋不休、沒完沒了呢？真正的情況往往是，當學者使用這一類表述時，多半正是因為心里很沒有底，所以要訴諸一個含混的權威來支持自己。換言之，當說“很清楚”時，往往正是心里“很不清楚”的表現，正因為如此，在說完“無須贅言”之后，馬上又是一大堆的“贅言”。

作為經濟研究者，我們不得不承認，對于未知世界的經濟行為，我們并不知曉，更無從想象和預測。這是社會科學研究的復雜之處。社會在不同發展階段有不同的特點，真正能夠抽取出來，進行高度概括的規律并不多。好的經濟學家是能夠把當前經濟現象解釋清楚的人，他們更懂得說服的藝術，尤其是把經濟學的隱喻融入到故事之中，使得故事更加豐富而動人。好的經濟學家就像一個會講故事的人，精心剪裁可以相互映襯的故事情節，起承轉合，環環相扣，最終讓我們覺得收獲了一個完整全面的景象。

我們不必期待經濟學家指明未來發展的方向，經濟學論文發表其實只是經濟研究的一部分，作為經世致用之學，經濟學也應該能夠預測和指導在未來短期的實踐活動。既不能解釋當下，又不能準確預測明天的經濟研究，是不合格的。為了達到這樣的效果，單純依靠事實和邏輯，不可能構建起這樣一個行之有效的經濟學框架，經濟學家必須直面這個現實。好的經濟學家，就是在該用隱喻的時候用隱喻，該用故事的時候用故事，盡可能地保證整個敘事妥帖，而不要為模型而模型，為邏輯而邏輯。

好的經濟學敘事和修辭，需要溝通多個學科領域的豐富知識，從這個角度來說，成為一個優秀經濟學家是很難的。古典經濟學家來自各個領域，當時也還沒有獨立的經濟學分類，這種多元化孕育出了經濟學之花。凱恩斯對合格經濟學家提出了這樣的評價標準：“他必須在各個方面都達到相當的水準，然后把這些很難捏合在一起的各種天分融為一體。在某種程度上，他必須既是數學家又是歷史學家，同時還是政治家和哲學家。他必須在研究現在的同時回顧過去、展望未來。他必須富有激情，追尋目標而又排除先入之見”。

（作者系深圳經濟學者）

本報專欄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特此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