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磊

【磊落之言】

王安石變法這種自上而下的改革需要依靠廣大官吏實施，要滿足較高的能力要求和道德水準，在短期內無法做到。

北宋慶歷年間，內外交困，兵馬錢糧和官員俸祿的支出導致國庫入不敷出。范仲淹臨危受命，提出以整治吏治為核心的“慶歷新政”。雖然這次變法失敗了，但是，通過改革興利除弊，一直是北宋政治生活中的主旋律。宋神宗繼位后，重用王安石繼續未竟事業，史稱“王安石變法”。王安石作為首輔，他的整套政治經濟改革方略，按時下說法，也可稱作“王安石經濟學”。

最近讀了《變宋》一書，了解了這場變法更多歷史細節。本文側重從社會經濟視角談談這個問題。作者認為王安石變法的一個核心宗旨“民不加賦而國用足”，是變法獲得神宗皇帝大力支持的根本原因。

如果沒有戰亂和自然災害，農業有可能獲得豐收，但是不斷提高收成還需要更多農技和基礎設施方面的投入。北宋當時除了外患，天災相當頻繁。希望在這種環境下推動農業經濟快速發展是不現實的。王安石可能也意識到了這個問題，不得不從開辟新財源入手。北宋商品經濟和城市經濟非常發達，但也存在冗官、冗費、冗兵問題，土地兼并和地方市場壟斷造成了嚴重的貧富差距。王安石吸取了范仲淹變法失敗的教訓，避開了冗官問題，改革重點放在富國強兵。他在地方擔任三年縣令的經歷，為他的改革政策提供了樣本。當時，王安石下基層調研，興修水利、救助災民，在青黃不接時貸谷與民，改善了生產條件，澄清了吏治，用政府之力調節市場弊端，取得了成功。因此，王安石首先推出了“青苗法”和“農田水利法”。“均輸法”作為政府官員的發運使被授權通盤籌劃，調整政府購買力度，減少市價操縱，打擊了城市囤貨居奇的商人階層。“方田均輸法”的初衷是為了防止地主隱瞞土地、偷漏稅款，土地按土質好壞征收田賦。

反對王安石的人也不全是指責他“違反祖制”的人，比如司馬光也主張變法，但是要“以民為本，藏富于民”，而王安石主張“政府集中所有資源，統一使用”。司馬光主張先從較容易解決的問題入手，逐步推進；王安石更激進和標新立異，而且不惜打破現有政治規則，強力推行變法，比如干預負責監督官員的御史任免，借助皇帝詔書規避現有法律條款，而在任用推行變法的官員方面也有很多疏漏不查之處。“民不加賦而國用足”的另一個重要前提是政府官員必須是“善理財者”，而且沒有私心雜念。這是非常高的用人標準。官員的理財能力因人而異，而解決貪腐問題需要依靠一個權力受約束和監督的政治體制。

事實上，王安石為推行新法采取了一些權變措施，破壞了權力制衡結構，而任用的官員也不全是理財高手。比如，引發最多爭議的“青苗法”，雖然在頒布時特別加上不許地方政府強行攤派的規定，但在推行過程中普遍出現了這個問題。這與對官員的考核要求有關，“農田水利法”鼓勵地方政府興修農田水利，規定地方政府可以用青苗法的收益作為貸款本金，投入農田水利建設。均輸法要求負責官員在執行過程中既要平抑物價，又不能將所有利潤收歸政府所有，使商人無利可圖，很多地方出現了“豪商大賈皆疑而不敢動”的現象，沖擊了城市市場經濟。

王安石變法的目的無可非議，但是這種自上而下的改革需要依靠廣大官吏實施，要滿足較高的能力要求和道德水準，在短期內無法做到。司馬光批評王安石操之過急、用人不當，導致變法初衷被扭曲和嚴重的“吏緣為奸”現象，不僅商人和地主不滿，百姓更是深受騷擾之苦。司馬光認為財富不在民則在官，總量是相對固定的，國用不足主要是各方面花費太大，這符合當時的情況，解決方法在于“處之有道，用之有節”。所謂對變法態度相反的這兩個人，其實“趣向雖殊，大歸則同”。王安石推行的新政使得政府深度參與農業生產、城市商業經濟和商品運輸等活動，客觀上要求官員有更多時間精力解決執行過程中出現的復雜問題，加強監督和服務，而當時的各層政府做不到，過于粗放的管理和目標導向的考核，導致地方政府的操作了變成了搜刮百姓為朝廷創收的行為。新法推行過程中，反對和支持的聲音都有很多，說明各地執行的效果是不同的。自上而下的改革應遵循“治大國如烹小魚”的原則，但是主張變法的人急于推進改革，執行層面有較強獲利動機，大范圍快速推廣導致了局勢失控，最終斷送了變法的前程。

（作者系深圳經濟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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